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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順德區改革“尖兵”的自我革命

佛山順德區改革“尖兵”的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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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為上——“社會管理創新”新年專題報告一年以來,“社會管理創新”成為熱詞。中國經濟市場化的大潮早已深入人心,社會加速轉型,公民權利意識高漲,對公共服務需求強烈,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斷增加。轉型中的社會需要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政府,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這一年裡,傳統的維穩思維面臨挑戰,政府需要不斷強調民生,需要更加尊重公民權利。政府不能再像昔日一樣統管一切,需要厘清自身職責,實現自我解放和賦權於社會。這一年裡,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嘗試在進行。中央綜治委名稱中的“治安”變為“管理”,信訪擴權、群眾工作部在各地成立,重大項目“維穩評估”普遍推行,政府為社會組織松綁,自我削權向“小政府,大社會”轉型。這些變化將啟動社會的力量,推進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國歷史上,曾長久保持著鄉土自治的傳統。重新認識社會的力量,讓一些職能重新回到社會,亦是從文化傳統中汲取智慧。政府放開手,推動社會多元共治,才是中國長治久安的保證。社會為上,民生為上,正是南方周末專題報道的主旨所在。“大部制”之後,新一輪改革令順德再次站在聚光燈下,“要推進社會建設,首先要做的是改革政府”。改革的要點還是政府部門、領導幹部本身,“如果你真正願意去改,去讓渡權力,我覺得在中國的體制下,沒有幹不瞭的事,因為權力都集中在那裡”。“你要是問我政府是不是改革裡的受損者,我覺得,(政府)應該也是受益的。”時隔兩年,新一輪改革令廣東佛山的順德區再次站在聚光燈下。1992年,鄧小平在這裡結束南巡,留下一句“發展是硬道理”,順德自此登上改革舞臺。2009年“大部制”改革“石破天驚”。2011年的改革更富野心:以社會體制綜合改革統領三大改革,意圖打通政府與社會間的藩籬,消弭社會體制與經濟發展間的差距;法定機構的試點、民主決策機制的完善等內容都引人矚目。順德的願景是,3年內建起“小政府、大社會”的雛形。這意味著,順德不僅要“自我革命”,還要把改革向體制外延伸。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用“協同共治”總結其核心。對於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認可的這支廣東社會建設“尖兵”而言,時間才剛開始。順德社會體制綜合改革的重點之一,是政府自我革命,向社會轉移部分職能,“實現政府的自我解放、自我提升”。 (張由瓊/圖)“甜蜜”的煩惱2011年12月27日上午,順德區容桂街道黨工委書記賴雪暉正面對質疑。“容桂中學的體育場破爛瞭這麼多年,政府為什麼一直沒把它修好?”發問者是容桂街道決策咨詢委員會(下簡稱“決咨委”)的一位委員。這是容桂決咨委2011年最後一場會議。似乎所有人都對質疑司空見慣。賴雪暉當場拍板,“明年一定要修好,這是我們對決咨委的一個承諾。”對於組建順德首個決咨委的容桂街道而言,被質疑與建言的范圍正不斷擴大。這已超出瞭創建者的預期。賴雪暉坦言,成立決咨委,本是為瞭讓同事們心裡踏實,“容桂是個街道,沒有人大,但我們一年經濟總量比內地一個地級市都要高,有60萬人口,十幾億財政收入,這些錢怎麼花,要經過黨工委決定,這一點上,我們是心虛的。”實際運行後,賴雪暉發現,決咨委不僅能提供專業意見,還成為瞭政府與社會溝通的渠道。這些功效顯然進入瞭順德區領導的視野。自1992年機構、產權改革後,順德經濟一路高歌猛進,2010年全區GDP1935.6億元,超過西藏、青海兩省(區)總和,但社會管理並“不同步”。“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主要精力放在建設、發展;對社會建設這塊投入有限,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的問題、工作內容、需求都不斷增加。”梁維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09年的“大部制”改革,一舉將區委、區政府的41個部門削減到16個。兩年後回望,區委、區政府副秘書長、區社會建設與管理創新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允冠說:“大部制”的“物理反應”已經完成瞭,“化學反應”正在起作用,必須與後續改革聯動,才能真正轉變政府職能。2011年7月14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考察順德,為改革一錘定音。他要求順德繼續深化體制改革,成為全省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的尖兵。梁維東認為,順德之所以又被寄予厚望,是因為這裡的一切都由改革開放造就,有改革的DNA——“政府也好、企業也好、市民也好,碰到要提升、要跨越的難題時,首先就想到用改革去解決。”順德區委隨即在全會上提出,要以社會建設的總目標統領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農村綜合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三大改革,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順德模式。按照梁維東的說法,“解決社會建設相對於經濟建設‘腿短’的問題。”2011年10月24日,順德《關於推進社會綜體制綜合改革加強社會建設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簡稱《意見稿》)發佈。“大傢觸動都很大”從汪洋考察後,直到統領三大改革的社會體制綜合改革公佈,歷時3個多月。期間,順德組建瞭社會建設與管理創新工作委員會,考察瞭香港、深圳、上海等地區,分析總結瞭容桂等地、區委社工部等部門的成功探索,還委托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進行瞭社會調查,舉行各類座談會聽取意見。官員們顯然在香港之行中獲益匪淺。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考察安排表顯示,順德各部門、鎮街官員9月考察瞭公司註冊處、消費者委員會、新界鄉議局及其下轄鄉事委員會、香港房屋委員會等二十多個機構,分為法定機構、行政部門、民間組織、咨詢組織和慈善團體等類別,光是對公司註冊處的考察內容就達17項。“這次帶著改革的預想和很多問題去,”李允冠說,“大傢觸動都很大,對香港的法治、社會參與度、權力的相互制衡,印象都很深。”回來後,官員們共同形成瞭一份15頁的《香港社會建設和管理創新考察報告》,文初設問:“香港特區政府的社會管理工作,其理念是以人為本、追求公平與正義,構建起法治管理、民主政治、小政府大社會的多元化服務型政府。香港何以做到?”更大的困難來自體制外。梁維東認為,讓社會各界參與、認同,是這次改革最大的難點。“群眾不會管你是三大還是六大改革,他們關註的是,原來辦港澳通行證要開很久的車、排很長的隊,現在隻要在鎮裡就能享受服務;企業通過改革,辦事效率、與政府溝通、意見表達被接納程度都改善瞭,他們就會覺得政府好。”改革意見的擬定也頗費周折。李允冠記得,從8月份開始,《意見稿》改瞭10次以上;10月24號公佈後仍未停止修改,直到11月初才真正發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農村綜合改革於8、9月先行啟動。前者原則上將減少30%以上的審批事項,並縮短審批時限;後者則集中針對農民當前關心的利益調整及歷史問題,“對癥下藥”。社會體制綜合改革壓軸登場,區委副書記杜鏡初說,這是三大改革中最具分量,且起到統領作用的重要改革。政府的自我革命“要推進社會建設,首先要做的是改革政府。”杜鏡初將改革的重點之一歸納為政府的自我革命,“實現政府的自我解放、自我提升”。革命的內容無外乎放權。改革為順德設計瞭明確的權力架構:區委區政府負責重大決策和綜合性政策的制定,區屬部門負責專業性政策的制定和監督實施,區法定機構、事業單位和鎮街負責執行,同時也鼓勵社會各界參與社會服務。這意味著,原來屬於區的職能,有的將被轉移到下層,有的將被讓渡給社會。據李允冠介紹,最先讓渡出去的職能可能是公益類的,其次就是行業管理類的。最遲到2012年初,順德區將列出一個職能轉移的清單,每個部門都有至少一兩項權力轉移到社會組織。“你要轉移出去,誰來接呢?”李允冠的問題,恰是杜鏡初提出的另一個改革重點:擴大社會參與。容桂街道的嘗試或許能提供一部分答案。2010年,包括劉楚雲在內的23人先後被容桂街道辦社工局錄用,與各社區福利會簽約,到社區社工服務中心工作。幾個月後,一傢叫鵬星的社工機構來到順德,構建起瞭運行至今的社工體制。“我們都改與鵬星簽約,然後由社區按需要向鵬星購買服務”,劉楚雲目前擔任振華社區社工服務中心站長,該社區購買的是青少年與婚姻傢庭兩項社工服務。李允冠介紹說,除瞭推廣社工、培育社會組織外,順德正在策劃一個社會服務創新園,把大量成熟的社會組織引進來,承接順德政府讓渡的事項。更引人關註的是法定機構的試點。法定機構是根據某個特定、專門性條例成立並受該條例監管,履行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務職能的公共組織,常見於香港,如香港旅遊發展局與醫院管理局等,均由官方與相關人士共同組成。區政府編制辦公室副主任曹毅說,法定機構超然於政府,能快速應對社會變化,且由行業協會、專傢代表、服務對象代表參與,專業性較強。曾有質疑,沒有立法權的順德,如何成立法定機構?據編辦機構編制管理科副科長陳慎武介紹,“省編辦有個指導意見,可以把兩方面職能交給法定機構行使:公共服務類和公共管理類的。公共管理有法律授權問題,我們現在試點盡量選取公共服務類的。”官員們都對職能轉移的過程持審慎態度。賴雪暉就提醒說,“不能把社工的步子邁得太大,我們沒有那麼多社工人才,一下子全面推開,社會口碑可能會有負面影響。”曹毅也表示,內地的政法環境、誠信體系遠不如香港,眼下各部門做方案時,“都是把一些比較放心的、不會亂的先放出去,較重要的、影響到國計民生的,還是慢慢來”。權力轉移的同時,民主政治也被列入打造重點,黨代表工作室的建立、決策咨詢機制的推廣,都將擴大社會參與,增強政府與社會間的互動。沒有受損者?順德的三大改革至今已運行數月,梁維東用“欣慰”一詞形容他的感受。“從內部到外部,對改革的響應和參與都不斷升溫,”他舉例說,“區委區政府、部門負責決策,二級部門負責執行,但怎麼設計每個局的方案呢?昨天有個局找我談,想法讓我震撼。他構想,由‘決策’局出標準,評價下屬‘執行’局的效果,‘執行局’也倒過來,評價‘決策局’的標準是否正確、監督是否讓人滿意?上級和下級的評分,共同構成系統性的考核。這就很有革命性啊。”這似乎解決瞭李允冠的擔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改革的要點還是政府部門、領導幹部本身,“如果你真正願意去改,去讓渡權力,我覺得在中國的體制下,沒有幹不瞭的事,因為權力都集中在那裡。”容桂街道的決咨委2012年恰逢換屆,賴雪暉說,“準備讓委員們列席一些街道黨工委的會議。一個小小街道有什麼政治議題不能讓群眾知道呢?”對於逐漸讓渡的職能、決策權,他明確表示,“我從1992年開始就參與改革,政府部門都是越改越好,我感受到,有廟就要有神,有神就要有人來拜,現在確實就該拆廟搬神。”或許正是這樣的官員,讓曹毅對順德改革充滿信心,“其他地方不敢說,至少在順德不會有太大障礙,因為順德公務員對權力並不太重視。”梁維東則認為,順德改革具有可復制性,“順德的問題,也是佛山、珠三角、全省全國的問題、工作的方向,能不能推廣,關鍵看改革是否科學,是否符合發展方向,是否真正惠及群眾、企業。”在曹毅看來,至少在順德,改革將促成共贏的局面。12月25日,星期天,也是西方聖誕節,她照例在辦公室加班,晚上18時45分才離開辦公室,當時同層樓面還有3間辦公室亮著燈,樓下還停著20多輛車——對於順德千餘人的公務員編制來說,高速增長的經濟、數不勝數的職能早已令加班成瞭傢常便飯。或許改革能讓公務員們少加些班。“你要是問我政府是不是改革的受損者,我覺得,(政府)應該也是受益的。”曹毅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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