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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個車衣女工和她們的社區二手店

香港七個車衣女工和她們的社區二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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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版“麥太”的故事此文獻給香港制衣業“黃金時代”一群被遺忘的的車衣女今年2月10時晚8時30分,深水埗長沙灣的一傢二手社區店內,7個車衣女工圍在一起觀看一檔名為《移軸人生》的節目,這期節目就是講述她們7個女工的故事。這檔節目的名字叫《移軸人生》,顧名思義,這檔節目如它成立之初宣稱的那樣,就是要尋找社會主軸外的移軸人生群體的生活狀態。一媒體人說,這不是一檔收視率極高的節目,它關註普通人,但它關註的總能讓你內心有所觸動。車衣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制衣業是香港主要工業之一,在高峰期,其雇傭的工人占香港一成半的在職人口。車衣女工更曾是一份“可以做一世的好工”。即使在今天的香港,隨便問問周邊的香港人,也會發現其中有不少曾有傢人(或自己)是做制衣的。然而度過黃金期,車衣女工群體漸漸被人遺忘。最讓香港人重新拾起這群女工記憶的也許是2004年6月在香港公映的一部動畫片——《麥兜菠蘿油王子》。伴隨著“車衣女(制衣女工)萬歲”的歌聲:今天做車衣女工還算賺錢,有時怕老板死催,一吃飽就要快快裁剪(歌詞從粵語轉成國語)。麥兜的媽媽麥太出現在工人中。在流水線車間裡縫制衣服,加工保溫瓶、玩具。導演把麥太的頭像切換到瞭紀錄片黑白女工的頭像上。當時的麥太身材瘦削不少,穿著一件斜排扣白襯衫,頂著的不再是那頭有點像麥當勞叔叔的黃卷發,而換成一條油順的馬尾辮垂在腦後,認真而努力的工作著。女工龐麗興就是這部動畫片的“原型”之一,從13歲開始,做瞭整整15年車衣女工,她笑著說,“麥太和我是同行,不過動畫片裡美好太多瞭。”如今,她是這傢由7個制衣女工和香港勞資關系協進會共同創立的社區二手店成員之一。工業大廈裡的二手店3月3日,早上9時,香港深水埗昌發工業大廈內如常傳出各種難聞的怪味,機油味、消毒水味,外地人經過甚至不願走進。但對社區裡貧困的居民來說,這是一個“淘寶”的地方。5港元一部固定電話,3港元一張帶盒CD,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然而這樣的價格在香港任何一傢商店裡都不可能出現。這傢隱秘在此的社區二手店很不起眼,走上一條破舊的黑色樓梯後,才能見到一扇掛著招牌的黑色木門。它是由7個社區女工和勞協的工作人員們共同創立的。已在這個消費力不強的貧困區紮根瞭10年。就在今年初,這傢社區二手店剛剛跨過瞭一個“大劫”。“勞協”的資深組織者,同時也是社區二手店的一員黎婉薇告訴我,“在香港租金高得嚇人,而且兩年加一次租,今年初剛好到期,比較‘好彩’(幸運),租金加得不多,不知道之後兩年怎麼樣瞭。”地方不算寬敞,加上大堆二手物品等待出售,小到一條電線,一張唱片,一尊財神像,大到一臺冰箱,一部電視應有盡有,使二手店看上去還略顯擁擠。正門左邊,擺放著大型傢具,看上去更像一個倉庫。右手邊第一層擺放的是一堆二手電器。第二層則主要是像“十元店”一樣的日用品賣場。角落堆著舊書刊、影碟和唱片。中間最敞亮的位置,則是一排排二手衣服及鞋子。經過女工們的細心整理,這些看上去有點舊的衣服像時裝一樣正兒八經的擺放著。細心留意每件貨品,上面都標瞭價錢,還有捐贈會員編號。今年50歲的龐麗興,束著一頭貼著頭皮的短發,雖然肩膀很寬,人卻很瘦,藍色的T恤衫隨意套在身上,好像掛在衣架上一樣。她是二手店裡最資深的車衣女工。見到龐麗興時她正用抹佈反復擦拭著一臺已經綁著“繃帶”的固定電話。“雖然都是二手的,但我們要盡量讓它們看上去幹凈。”為當制衣女工不領小學畢業證11時30分,二手店正式開門,社區二手店迎來瞭第一波客人,他們大多是社區裡上瞭年紀的老人,有人為變暖添置新衣,有的為傢裡挑選一款新的炒菜鍋。龐麗興一邊忙碌一邊向我述說著這傢社區二手店的故事。故事很長,最早要從60、70年代的香港說起。經營社區二手店可以說是一份做得辛苦,又賺得不多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一般隻有新移民做”,但對於龐麗興來說,這是她的“事業”,“我終於可以證明我沒有‘過時’,不是一無是處,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傢店幫我走過瞭那段最無助的歲月。”1974年,龐麗興才13歲,剛剛拿到小學畢業證,馬上就進入瞭一傢制衣廠當女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制衣業是香港主要工業之一,車衣工成為當年年輕的女孩們爭著做的行業。龐麗興記得曾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女工上工的第一天剛巧碰上小學畢業禮,畢業禮在香港大會堂舉行,但媽媽不讓她出席,最後是讓鄰居同學代為領畢業證的。她媽媽擔心這個女孩請假會失去車衣的工作。補衣瞭無痕,被稱“補衣小姐”在香港那段制造業的“黃金時代”,車衣工的工作除瞭意味著優厚的收入外,還十分體面。工人的自由度也頗大,既可遲到,中午時又可返傢煮飯,甚至帶子女回廠,工人及雇主間感情十分好,工人願意與雇主甘苦與共,就算車衣時被斷針刺傷,隻塗點藥油便繼續開工。大的制衣廠,幾百臺的衣車(縫紉機)一部接一部的排著隊。龐麗興回憶說,一旦開工,整整一天衣車的聲音都不會中斷,但前後左右的工友們總會蓋過機器的聲音扯著嗓子聊天。由於,當年衡量車衣工的標準是多勞多得,隻要“手快”的女工,閑暇時間都會被邀請前往其他廠賺外快。“既賺錢,又能證明工作能力強,如果修補的衣服瞭無痕跡,還會獲得‘補衣小姐’的美譽。”說起那段“黃金”歲月,龐麗興仍難掩驕傲,將原原本本的一塊佈,用自己的心思和技巧制成一件衣物,會給車衣女工帶來無窮滿足感。長期以往,車衣女工甚至還會比普通人“奄尖”(挑剔),有時和工友逛街還會指著櫥窗中的衣服說“數千元的衣服,成本隻不過是數十元。”對自己的專業審美眼光很引以為豪。即使在制衣業已經漸次萎縮的90年代,部分車衣女工仍能拿到萬元以上的收入。研究者王曉鑫整理的當年傢庭月收入,過萬的傢庭收入至少需要4個以上的傢庭成員才能完成。同時做三份兼職維持生活但到1989年,工廠被迫轉業,龐麗興就提前失去瞭那份“多金”、體面的工作。和母親相依為命的她要靠同時做兩三份兼職來維持生活,其間她做過文職助理、清潔工以及各種各樣的雜工。持續瞭4年的“吊鹽水”生活,(隨著工序北遷,女工開工數減少,收入不足維生,卻又難以轉行和辭職的情況),龐麗興在1993年,通過勞協組織的再就業職業技能培訓課程,與一群處境相同的車衣女工們走在一起,學習打字,大傢還曾一起創業,開辦瞭一傢“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怎料急速發展得計算機科技很快便把中文打字這一行打垮瞭,龐麗興隻好又轉學計算機,希望能轉做文職。“不過不夠後生(年輕),很少公司願意請我做全職。”和龐麗興一路走來的勞協資深組織者黎婉薇告訴我,她的母親曾經也是車衣女工,對於她們的遭遇感同身受。在她看來對龐麗興這一代女工來說,轉行談何容易,當年大多傢庭中的女兒特別是長女,都需要很早出外工作而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當時政府也沒有考慮如何給她們提供就業,隻讓她們轉型,轉什麼型?隻剩下服務業瞭,當年不少車衣女工要麼被迫做瞭傢庭婦女,要麼就在做清潔。”有婦女保護協會甚至稱這一時期的女工們正在承受除瞭傢庭暴力外的另一種隱性暴力。“空手來,空手走”像龐麗興一樣的車衣女工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她們之後的生活如何?2004年開始,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葉漢明、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蔡寶瓊及王曉鑫為瞭弄清楚這個答案,開始對這群女工進行瞭長達4年的調研。最終編寫成《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一書,訪問瞭來自裁床、恤衫車工、縫盤等各成衣部門的14名車衣工的故事。這被譽為香港第一本從工人角度紀錄香港成衣業的歷史。書中編者按第一段即給出瞭答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制衣業是香港主要工業之一,在高峰期,其雇傭的工人占香港一成半的在職人口。車衣女工更曾是一份“可以做一世的好工”。即使在今天的香港,隨便問問周邊的香港人,也會發現其中有不少曾有傢人(或自己)是做制衣的。香港職工會聯盟會長劉千石看完這本書後感嘆,香港最辛苦的還是要數工廠妹,十二三歲借身份證開工,人傢人工是5元,借身份證就隻剩下3元,一樣要拉閘趕貨。原本以為“可以做足一世”,求安穩也就算瞭,誰知昨日搶手的“工廠妹?竟突然成為失業大軍,真的是“空手來,空手去”。車瞭幾個月還是那條褲子在蔡寶瓊采訪的14個故事中,特別提到當年一段有趣的歷史。直至2003年,還在從事制衣業的湯月娥,在屯門一傢制衣廠做過10天的“坐位”,直譯為坐在位置上,完全不需要工作,一天坐6小時,180元/天,實際上隻是“做戲給海關看”,其實制作工序已經全部在內地進行,但商標卻印著“Madein Hong Kong”(香港制造)的字樣。湯月娥形容那種場景時說:“20多人在後面坐著,有人來瞭就車佈碎,隻需要聽到聲音,車瞭幾個月其實還是那條褲子。”少年工湯月娥,在制衣業已經漸次萎縮的90年代,仍然有長達5年的時間月入過萬。對照另一位參與《千針萬線》出版寫作的研究者王曉鑫的整理,傢庭月收入過萬至少需要4個以上的傢庭成員才能完成。作為該書的主編蔡寶瓊說,和所有的大學一樣,香港的大學老師想要得到晉升仍然要通過寫論文、做課題,“出書沒有任何幫助”。可是蔡寶瓊覺得這部口述歷史完整瞭香港的整個發展歷程。“香港歷來是一個善忘的社會,我們今天正處於一個沒有歷史、沒有回憶的時代。本來十分蓬勃的產業經濟在短時期內萎縮,而曾經參與其中的人,很快就會被遺忘,或視為‘過時’。”盡管這本書的銷量並不高,至今不少書局已經找不到這本書的蹤影。深水埗:10萬居民在“貧窮線”下雖然該書沒能在香港引起轟動,但龐麗興她們堅持的社區二手店已經讓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重新回憶起那段歷史。每年,這傢社區二手店都會在香港各媒體頻頻見報。社區二手店的概念萌生於2001年,當時香港勞工邊緣化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的貧富懸殊加大,但政府當時並未有很好的措施去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除瞭一起想怎麼找工作外,也開始想和社會貧窮產生關系,可以做些什麼。”龐麗興說。黎婉薇則給出瞭更具體的數據,30萬深水埗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即近10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事實上,香港政府並沒有給“貧窮線”下定義。但黎婉薇認為,傢庭月收入在平均線下一半的傢庭應該被劃入“貧窮線”。按照香港目前的傢庭平均月收入為22000元左右,即貧窮線以下的傢庭月收入僅在8000—9000元之間,光靠這點收入在香港僅能勉強維持溫飽。“這是香港的另一面,很多外地人都不會看到的一面。”龐麗興補充說。首傢社區二手店不足10平方是誰最先提出,社區二手店的想法,如今已難以考證。但7個姐妹都贊同香港人消費力高,較有資源的中產階層應該會有許多剩餘的物品,於是就想重新善用這些資源,在再分配的過程中找出路。在那時開始,勞協與女工們嘗試組織瞭多次的嘉年華賣物會,探索小區對二手消費的態度。“最初我們也擔心人傢會不會買,可是居民反映不太介意,於是我們便嘗試把它變成日常生活的消費習慣。”龐麗興說。2002年,在樂施會的支持下,終於在青山道開瞭第一傢僅100呎(不足10平方米)左右的店面,由女工合作社承擔店務。二手店裡的物品全部是由負責的熱心街坊捐贈,偶爾她們也會在一些大學,或者一些中產屋苑進行一些募捐。由於沒有政府補貼,從請人、租場地到宣傳費用,全靠女工和勞協們一手包辦,自負盈虧的社區二手店,一直到幾年前才做到收支平衡。不過在大傢的共同努力下,社區二手店從“豆腐潤”(很小)大小擴張到今天一傢6000呎(600平方米左右,包括倉庫)的總店和一傢數百呎的分店。“還會再開分店嗎?”我問,龐麗興趕緊搖頭,“短期內都不會瞭,做得太辛苦瞭。”“好像是小人物,其實曾是香港的主流”如今社區二手店已在深水埗形成瞭穩定的社區經濟,除瞭簡單的買賣關系外,二手店還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社區花券。龐麗興解釋說,這其實是對捐贈物品的街坊的一點感謝,每個來二手店捐贈物品的街坊都會返還價值10%的社區花券,但隻能在社區二手店裡使用。花券的樣式分為四種,其中一張以綠色為背景的花券上,一個車衣女工正在埋頭工作。“這代表我們,好像是小人物,其實曾經是香港的主流。”說這話時,這個50歲的幹瘦女人眼裡有些暗淡。晚上8時社區二手店關門後,龐麗興和姐妹們大多不會準時回傢,她們會主動留下來繼續工作,除瞭要統計一天的收益外,還要將一袋袋堆積如山的二手物品整理分類。別以為整理二手物品很簡單,看龐麗興她們分類一次,就知道這個工作有多繁瑣。很多時候捐贈人將一大堆傢裡不要的東西全部扔過來,單分類就要半個小時,而且有些東西還是臟的,需要洗,有些電器用品又需要一件件試還能不能用。此時和早上的二手店完全不一樣,安靜得出奇,各自忙碌著。龐麗興拿著一部沾滿灰的電話反復擦拭著,突然扭頭對我說,“最搞笑的一次,我們還收過一副假牙,不過在暗袋裡還有6000元港幣。”1個多小時後,龐麗興和姐妹們分別,踏著星夜回傢,“每天這樣一定很辛苦。”我說道,龐麗興笑著說,“這些其實還是‘手板眼見功夫’(簡單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宣傳,讓更多香港市民能接受二手店這種理念,有人會覺得,既然物品是我免費捐的,你們隻要免費送給有需要的人就可以瞭。這些都需要一遍遍解釋。”“我和麥太是同行”聽我提到麥太,龐麗興突然笑著說,“我和麥太是同行,我們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在高速發展的香港,每天勤奮工作去維持拮據生活,沒有驚天動地的經歷,隻有平平淡淡的生活。”她甚至記起瞭片尾的一個場景,麥兜和麥太沒有在茶餐廳吃到午餐,麥兜的畫外音說:“那就明天再來吧,明天我想也不過是那幾樣菜。”麥太是麥兜故事中的主人公麥兜的媽媽。一對在香港大角咀土生土長的豬母子。大角咀,坐落於現在遊客常常光顧的旺角以西,麥太年輕時是車衣(縫紉)女工,見證瞭香港制衣業在七八十年代的騰飛,她與做廚師的麥炳(麥兜的爸爸)談戀愛,曾經的理想是在“畫舫上擺酒”。在制衣業日漸式微後的香港,麥太換瞭很多工作。在麥兜說,在它眼裡,麥太很厲害,不但做過保險經紀,搞過貿易,還時尚地搞起烹飪網站。《麥兜故事》系列由香港藝術傢謝立文和麥傢碧攜手創造的純香港動畫。第一部於2001年聖誕節期間在香港首映,10天以後就超過千萬港元,把同期上映的《千與千尋》(宮崎駿動畫,後獲奧斯卡最佳長片獎)甩在後面。但龐麗興與麥太的區別是,她沒有兒子,至今仍是單身的她,與80多歲的老母親相依為命。年輕時當五金工人的老母親並沒有退休金,直到70歲才開始領取政府每月補貼的千元左右的“生果金”(高齡津貼)。(文中部分內容及圖片參考(翻拍)自《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女工口述史》) (新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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