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戰略出現大反思 將有根本性調整?

美國對華戰略出現大反思 將有根本性調整?

美國對華戰略出現大反思 將有根本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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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袁鵬:從大辯論看美對華戰略走向

  當前,一場冷戰結束之後規模空前的對華戰略大辯論、大反思、大調整正在美國上演。其參與者之眾,政界、學界、商界、軍界無不介入其中;議題之廣,從經貿、安全到人文、科技幾乎無所不包;程度之深,辯論直逼一個主題,那就是美國對華戰略是不是需要來個根本性的大調整。

  美視中國為主要挑戰

  跟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大辯論是朝野共舞、府會同臺,政府親自上陣引領、定調。白宮《國傢安全戰略報告》公然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宣告既往對華戰略徹底失敗;五角大樓《國防戰略報告》聲稱美國安全的首要關切不再是恐怖主義,而是大國間的戰略競爭,中俄首當其沖;《核態勢評估》報告則將中國同俄羅斯等並列,視為美國核安全的主要威脅。

▲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封面(美國國防部網站)

  官方權威報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將中國列為主要挑戰,甚至威脅,對塑造美國對華戰略辯論的環境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而美國商務部時隔20多年首次發起“自上而下”的對華“雙反”調查,無疑是給本已十分嚴重的美中貿易摩擦煽風點火、火上澆油。

  ● 一方面,政府參與甚至引領這場大辯論,表明特朗普團隊中對華不滿的人物試圖主導對華決策。

  ● 另一方面,這場對華戰略大辯論似乎不分左右一邊倒地指責中國,呼籲重置對華政策的基調,這表明美國戰略界對政府的對華基調並非完全被動接受,而是心照不宣並樂見其成。

  美國兩黨各派在國內政治議題上雖爭議頗多,甚至涇渭分明,但在對華問題上則異口同聲,出發點雖有不同,但指向卻高度一致,這一點是同以往幾次對華大辯論最大的不同。

▲資料圖片:1月31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的過時觀念,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

  此外,以往的辯論基本是在“接觸+遏制”“競爭+合作”的大框架內,辯論的焦點往往是對華接觸多一點,還是遏制多一點,中美是競爭大於合作還是合作大於競爭,這次則似乎擺明要跳出這個三十多年的對華戰略大框架,另起爐灶,構建一套對華戰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

  這場大辯論仍在進行中,但似乎幾個初步的共識正在形成:

  ● 其一,中國已經毫無疑問地超越俄羅斯,成為美國未來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而且這個對手已超越經貿領域和亞太區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

  ● 其二,美國既有對華戰略雖難說完全失敗,但可以說基本失效,亟須改弦更張進行調整重置;

  ● 其三,未來五至十年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期,如不有效應對,中國將勢不可擋,超越美國隻是時間問題。

  中美關系呈現四大變化

  本輪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之所以呈現出新特點並得出以上初步結論,有結構性原因,也有政策性原因,同時跟特朗普執政風格不無關系。

▲特朗普(美聯社)

  從結構性原因看,根本還是中美關系過去十年來的巨變,主要是力量之變、戰略之變、基礎之變、環境之變,四大變化同時來襲,令美國應接不暇、無所適從。

  從力量對比看,兩國從以往的“(一)超(多)強”關系變為“老大老二”關系,形成戰略競爭格局也就在所難免,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也是難以回避的歷史基本規律。“修昔底德陷阱”命題之熱炒就源於此。

  從戰略態勢看,兩國由以往的相對隔離、間接過招演變成現在的直接對立、正面博弈,其源頭始於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突然全面轉向亞太,來到中國的傢門口。而幾乎同時,中國對外戰略轉向倡議“一帶一路”,開始全方位“走出去”。

  由此,兩國近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迎頭相撞,雙方既無歷史經驗可循,也無現成路徑可走,隻能艱難地摸索共處之道。在這一過程中,彼此往往從最壞處、對號入座式看對方的一舉一動,自然加深瞭戰略猜忌,加大瞭戰略風險。

  ▲資料圖片: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高級別會議在北京國傢會議中心舉行六場平行主題會議。(新華社)

  從戰略基礎來看,長期構成中美關系壓艙石的經貿關系現在反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而類似冷戰時期共同應對蘇聯、“9·11”事件後聯合反恐這樣的安全基礎目前也基本不存在。特朗普執意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令支撐雙邊關系的氣變合作也受到侵蝕,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關系出現顛簸搖晃也就不令人意外。

  從戰略環境看,中美關系對內受各利益群體的掣肘,對外受“第三方”因素的滋擾,雙邊關系的主軸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美對華認知狹隘片面

  面對這些根本性變化,中美雙方其實都不適應,關鍵在於如何與時俱進調適心態、調整思路加以因應。中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正是基於此的一種主觀努力。遺憾的是,美國不是去呼應其中的積極意義,而是刻意放大其“謀略”色彩,虛與委蛇,最終將其束之高閣。

  結果,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兩國錯失瞭構建合作共贏新框架的歷史機遇。一心想著“美國優先”的特Coupon朗普政府,則幹脆另起爐灶,走上封閉保守的舊路。

  在戰術層面,緊盯經貿關系這一點而不計其餘,不切實際地追求立竿見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蠻橫無理不擇手段;在戰略層面,則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斷地自認吃虧,最終倉促地選擇從“戰略對手”的視角規劃新的對華戰略。

  ▲資料圖片: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在國傢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俄稱為美國的競爭對手。(CNN視頻截圖)

  美國朝野此番對華辯論幾乎眾口一詞指責中國,另一重要誘因是對近年來中國對美認知的誤讀或“過分解讀”。美國認為中國目前有意輕忽美國實力,巧妙松動美國秩序,並開始逆向影響美國思 想文化教育領域,施行所謂“銳實力”,所以美國必須施以顏色、曉以利害,讓中國知所進退。

  上述特點同特朗普的世界觀、中國觀及其團隊構成也多有關聯。作為崇尚實力、善於交易、不循常理的房地產商,特朗普身上兼具裡根式強硬和尼克松式變通,他用“有原則的現實主義”自我定義似很貼切。其中國觀多源於此前做生意的經歷,以及一些對華極端派人士的思 想灌輸,因此帶有片面性、隨意性和狹隘性。

  政府內缺乏對中美關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頻繁的人事變動,客觀上給中下層官員尤其是少壯派官員提供瞭空間,《國傢安全戰略報告》那種直抒胸臆式、針對性極強的對華政策表達,顯露出的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化色彩。

  美對華戰略“五位一體”

  目前的情形是,美國在對華認知上形成瞭若幹新共識,但下一步采取何種戰略因應則尚沒有答案。國會近期頻頻舉辦各種主題的涉華聽證會,旨在匯聚共識形成對策。遍覽美國各大智庫的報告和學者們的著述,似乎也沒有誰提供什麼有效的藥方。何以至此呢?

  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是美國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全新的戰略對手。這個對手類似蘇聯那樣幅員遼闊,擁有相當的軍事實力,但選擇瞭一條有別於蘇聯的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脫離,與現有國際體系相磨合而不是相沖突,獨立自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道路。

  ▲資料圖片:2017年12月26日3時44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成功將遙感三十號03組衛星發射升空,衛星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新華社)

  它擁有當年日本那樣的經濟金融規模,卻更加獨立自主,更有潛力,更具韌性和戰略回旋空間。它擁有歐洲那樣獨特的文明體系和價值體系,卻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還擁有像印度那樣的巨大的人口規模,且在2020年將宣告全面脫貧,走上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

  如果說美國歷史上成功應對瞭幾乎所有戰略對手(或者說“老二”),因而積累瞭豐富的戰略經驗和戰略手法,那麼今天面對的中國,則是一個“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復合型對手,任何單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應對。

  何況在眾多領域和眾多議題上,這個對手還是美國必須依賴的合作夥伴,這個對手同美國在經濟金融上已經深度相互依賴,這個對手始終堅持發展中美關系,倡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美國當政者今日所糾結的,恰恰在於對這樣的中國不知如何是好。全面遏制恐損人也損己,全面接納又放不下身段,放任自流則擔憂生變、心有不甘。如此看來,未來美國對華戰略恐怕還是繞不開競合兩面和軟硬兩手,任何簡單化、單一化的戰略最終恐都行不通。

  ▲資料圖片:2017年11月8日,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舉行會談。會談後,汪洋與羅斯和中國商務部部長鐘山共同見證特朗普總統訪華部分商業成果的簽約。(新華社)

  但毋庸置疑,“全面競爭”已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對等互利”、“基於規則”、“結果導向”成為對華戰略的總原則。在這一基本框架下,美國戰略界人士在對華戰略設計上主張“不回避競爭,不放棄合作,不懼怕對抗”。

  主要策略是塑造對美有利的“軟制衡”環境和約束中國的各種規則,以及加大針對性強的軍事準備、外交圍堵和經濟高壓,大體是接觸、遏制、規制、競爭、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機結合,當前階段其遏制、規制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尤其在經貿領域更加咄咄逼人。

  但從長遠看,美國對華戰略無法跳出上述“五位一體”的總框架,隻是依據不同事態、根據互動情況排列組合而已。這一框架較過去“接觸加遏制”的兩面性政策多幾個維度,體現瞭新時期中美關系的特殊復雜性或多面性。

  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的可能變化,中國的戰略核 心應該是預防、塑造、準備,即千方百計預防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問題、挑戰、風險;利用我們已然具備的實力和影響力,去盡可能地塑造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同時準備一旦塑造不力,我們有足夠的辦法應對最壞的結局。

  著眼未來,首先要夯實根基、做好自己,尤其是對美國施壓最甚、風險最大的金融、保險、服務領域,做好傢庭作業,迎接更深層次的開放。其次要堅定信心、保持耐心。從長遠看,中美實力差距在縮小,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是一個長期過程,中美關系要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再次要謙虛謹慎、穩紮穩打。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從另一個方面講,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挑戰和風險越多,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行為處事就更要如履薄冰,保持謙虛謹慎的心態。其他如合縱連橫、統一戰線,利用矛盾、兩面下註,利益交匯、危機管控,必要時敢於鬥爭並善於以鬥爭求和平等等,都是在中美關系進入戰略相持期必須堅持的政策和策略。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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